作者🐠：〔宋〕葉適 著 

何俊、陳正祥 選註

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時間：2024年4月

ISBN：9787213113970

《習學記言序目》是南宋葉適評論經史子書👭🏼、記述研究心得的劄記體著作。葉適通過評價儒家經典和歷史典籍,表達政治📜𓀌、經濟主張和倫理思想。《習學記言序目》計經說十四卷，諸子七卷，史二十五卷，文鑒四卷🙃，是研究葉適思想的主要資料。本選註本由宋明理學研究專家何俊選編、導讀、解題與研讀，陳正祥註釋🎆👨‍🦰。全書分“導讀”“選註”兩部分。“導讀”部分對葉適生平、思想做了高屋建領、精到嚴謹的介紹。“選註”部分按照篇目分別撰寫“解題”和“研讀”，旨在展現其人格魅力🕋👨🏽‍💻、思想精嚼，幫助讀者更好地了解葉適思想👩🏻‍🚒，從而更好地理解和把握永嘉學派及浙東學術。

葉適(1150-1223)🔣，南宋思想家、文學家、教育家。字正則，晚年講學於永嘉城外水心村，世稱“水心先生”🪸，溫州永嘉(今浙江溫州)人，永嘉學派集大成者👩🏿‍🍼💂🏼。他所代表的永嘉學派🧑‍🔬，與朱熹的理學、陸九淵的心學並稱“南宋三大學派”💁🏿‍♂️，對後世影響深遠。葉適在哲學🧘🏻‍♀️、史學、文學以及政論等方面均有貢獻，散文自成一家🏂，著有《水心先生文集》《水心先生別集》《習學記言序目》等👰‍♂️。

何俊📯，浙江長興人🫷🏻。教授🪩，主要從事中國哲學與思想史研究👩🏼‍🦱，代表作有“何俊著作集”三種🏋🏽：《西學與晚明思想的裂變》《南宋儒學建構》《從經學到理學》。在《中國社會科學》《新華文摘》《哲學研究》《歷史研究》等發表學術論文🌩。

陳正祥，浙江溫州人。主要從事宋明理學、浙學研究，在研課題有“浙學大家·葉適卷”“南宋嚴州理學的思想價值研究”。現為建德市委黨校教師。

一、生平與著述

在南宋乾道🧑‍🔧、淳熙年間（1165—1189）儒家道學運動興起以後，隨著湖湘學派代表人物張栻（1133—1180）、婺學代表人物呂祖謙（1137—1181）的去世👩🏻‍🚒，道學的思想話語權與影響力分歸朱熹 （1130—1200）🐱、陸九淵（1139—1193） 兩家，葉適作為相對晚起的思想家👳🏻，以其思想與行動🗻，集永嘉學派之大成而與之鼎足。

葉適（1150—1223），字正則，浙江溫州人👳🏻‍♂️，晚年定居溫州城外水心村，學者稱其為水心先生，《宋史》有傳👚。關於葉適的生平事跡，今人周學武的 《葉水心先生年譜》與周夢江的 《葉適年譜》作了較清楚的編年梳理🧙🏼，張義德的《葉適評傳》也有較詳細的介紹🍲。這裏只略述葉適生平中的一些重點。葉適的生平大致可以他 59 歲（嘉定元年☹️，1208 年） 被奪官息影於水心村分為前後兩個時期：前期是從政🫲🏻🤱🏿，實踐其政治理想，思想初步形成並定型；後期是總結思想並予闡發，倡導永嘉思想👍，以斯文為己任。在宗旨上👏，葉適的思想是前後一貫的👨🏿‍🦰，區別僅在於思考重點與呈現形式有所不同。作為思想的反映，前者主要見於 《葉適集》🟣，尤其是其中的 《進卷》《外稿》 及奏劄部分🛴，後者則以《習學記言序目》為代表。

淳熙五年 （1178），葉適進士及第，歷任工部侍郎、吏部侍郎👩🏻‍🔧、知建康府兼沿江製置使。葉適的整個仕宦生涯經歷了孝宗、光宗、寧宗三朝，其中，孝宗時期主要有三事👫🏼。一是淳熙十一年，詔大臣各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一人，葉適進呈 《進卷》，這是他早年思想的重要著述。二是淳熙十四年，輪對上書孝宗，有“國是難變，議論難變，人材難變，法度難變👋🏿，加以兵多而弱不可動，財多而乏不可動，不信官而信吏不可動，不任人而任法不可動🤽🏻‍♂️，不用賢能而用資格不可動”的“四難五不可”議論🏜，反映了葉適對時政的認識，令孝宗讀了深具感慨🙇。三是淳熙十五年，發生了陳賈請禁道學💅、林栗彈劾朱熹的事件，葉適上書抗辯。

光宗、寧宗時期，葉適介入朝政更深一些，主要也有三件事情🧑🏻‍✈️。第一件是紹熙五年 （1194），孝宗去世🧑🏽‍🎓，光宗未能執喪🏄🏽‍♂️，引發政治危機，朝廷發生政變👦🏼，迫使光宗禪位於寧宗🪕，葉適是重要的參與者。第二件是寧宗慶元二年 （1196） 發生打擊道學運動的慶元黨禁案，葉適被彈劾罷官，次年朝廷籍偽學五十九人，葉適名列其中🙎🏻‍♀️。第三件是寧宗開禧二年 （1206） 朝廷啟動北伐，葉適因一向主張抗金，以人望被召入朝。但此時葉適已深知南宋的問題，沒有實力北伐，因此強烈主張以修邊代替開邊，整兵代替用兵，強調節用🤟🏼🤵🏿‍♀️、減賦以寬民力🙆😆。朝廷沒有接納葉適意見，但仍欲借重葉適之名起草北伐詔書🧑🏼‍🦲，葉適力辭。北伐開啟以後，葉適雖然持保留意見🫃🏼，但又臨危受命，出任建康知府兼沿江製置使✮📛，投入前線的戰事💂🏿‍♀️。北伐失敗🪩，朝廷不審事由本末🫸🏻，葉適以附會開啟兵端而被奪職，葉適沒有自辯，從此杜門家居，專心於學術思想，奉祠十三年而去世👧🏼，謚忠定👂。

葉適自青年起，就富具家國情懷👍🏽🤦🏽‍♂️，《宋史》 本傳稱他“誌意慷慨，雅以經濟自負”🚣🏽‍♂️。然而觀其從政經歷🤳🏿，雖歷任地方與朝廷官員，但其實是未盡其才。

從政期間，葉適也進行了廣泛的學術思想活動。在進士及第以前，葉適已先後結識永嘉學派的代表人物陳傅良 （1137—1203）👨🏼‍🎨🧑🏿‍💼、薛季宣（1134—1173）4️⃣，永康學派的代表人物陳亮 （1143—1194），並從呂祖謙遊，參與浙學的思想活動🥣。此後，又與朱熹等有過學術交流。作為永嘉學派的集大成者，葉適雖然在思想上與朱熹理學👨🏻‍🦼、陸九淵心學有重大分歧，但在政治上與他們是同屬於道學士群的。因此，葉適與整個道學士群有著廣泛的思想交流，並成為道學運動的重要參與者♾。

二👮🏿‍♂️、自負而理智

《習學記言序目》 是一本極具識見而又富思想性的著作，這種識見與思想性使得此書很有獨特性。宋人陳振孫 《直齋書錄解題》 評此書曰：

“自六經🎳、諸史、子以及 《文鑒》，皆有論述，大抵務為新奇，無所蹈襲，其文刻削精工，而義理未得為純明正大也🧛🏽‍♂️。自孔子之外，古今百家，隨其淺深🌕，鹹有遺論，無得免者。”

葉適以能文著稱，《序目》 是劄記評論體，文字洗練自不待言，而其思想的創造性🐢，“務為新奇，無所蹈襲”🥷🏿☯️，使得文字更趨精審，故呈現為 “刻削精工”的文風。實際上，要真正理解 《習學記言序目》“自孔子之外🦹🏻‍♀️，古今百家💂🏼‍♀️，隨其淺深，鹹有遺論👨🏿‍🍼，無復免者”的思想獨特性，不僅要讀其書，還要知其人。前述葉適的生平大事只是勾勒出有形的信息🙆‍♀️，寓於其中的無形的精神氣質與學術風格卻不容易獲知👩‍🦽🧏🏻‍♂️，而對於理解一個傳統士大夫兼思想者的思想與行動來說👯，精神氣質與學術風格的把握是不可或缺的♊️。

從類型學的視角看，可以先對宋代士大夫進行類型劃分🚣🏿‍♀️，然後據此來說明葉適的士風。但是類型劃分對於宋代士大夫的整體分析可能更有意義，而施之於一個具體的人物也許並不有效，甚至會顯得空洞。而且，對於一個具體的士大夫而言🧑‍🧒‍🧒，他的士風在某種程度上也受到了他的個性的影響，盡管這種影響很難給予實證性的說明。因此，從葉適具體的仕宦經歷上更能體會他的士風，而類型上的劃分充其量只是淡化了的背景👨🏻‍🦰。

《宋史》 本傳稱葉適“誌意慷慨，雅以經濟自負”，“自負”二字很傳神，寫出作為士大夫的葉適一生的基本精神氣質。早在淳熙元年 （1174）🏂🏻🔽，二十五歲的葉適在京師待了年余👩‍❤️‍👨👳‍♀️，以求出身👰🏼‍♀️🆙，但沒有結果🦹，返鄉前上書右相葉衡，就非常“自負”地對南宋的“國是”作了一番議論💹，甚至不免“狂妄”地以為👩🏼‍✈️，“今天下之事，非某誰實言之”👨‍🦼🧙。出仕以後，在政見相異的官員眼裏，葉適同樣表現得相當“矜己以傲人”⏬。《四朝聞見錄》 載：

“劉（德秀）為大理司直，會治山陵於紹興🥯，朝議或欲他徙。丞相留公正會朝士議於其第，劉亦往焉。是早至相府，則太常少卿詹體仁元善💁、國子司業葉適正則先至矣。詹🔘🚸、葉亦晦翁之徒，而劉之同年也🧕🏻🧑🏼‍🍳。二人方並席交談，攘臂笑語🦢，劉至💇，顏色頓異🫸。劉即揖之，敘寒溫，葉猶道即日等數語🧝🏻，至詹則長揖而已🤦🏿‍♀️。揖罷，二人離席默坐，凜然不可犯👏🏽。”

不過，“自負”的精神氣質在葉適身上雖然非常明顯，而且終其一生都如此，但這種氣質並非他獨有，而是為同時代的許多士人，特別是道學人士所共有🏵。前文所引文獻中與葉適同樣“凜然不可犯”的詹體仁，即是一顯例🦾。此外🫰🎫，據宋人的觀察🚵🏻‍♂️，永嘉“士風任氣而矜節”🤦🏿，似乎在精神氣質上還有著某種區域特征。

如果我們細心體會前引《四朝聞見錄》中的那段記載，可以發現，雖然詹體仁與葉適同樣是對有同年關系的劉德秀擺出了“凜然不可犯”的傲慢🧙🏻，但葉適似乎溫和些，至少還寒暄數語👎🏻。詹是朱熹門人🖖🏻，陸學中人更甚🧰，不僅自負傲慢，應該是幾近張狂，朱熹曾描寫為“狂妄兇狠，手足盡露”🚴🏼。這個區別💇🏼，實際上真正反映出了葉適的士風特征，即在他“自負”的精神氣質中含有相當的理智成分。

試從前述葉適仕宦生涯中的兩件大事來佐證這一點🤦🏿‍♀️。第一件事是淳熙十五年 （1188） 葉適獨上封事為朱熹辯護。葉適雖然比朱熹小二十歲，但思想卻早熟，淳熙五年 （1178） 中進士以後，他的思想就漸有影響🤡，淳熙十二年 （1185） 撰成的 《外稿》 更為士林所重，盛行於時。雖然朱熹在紹熙二年 （1191） 的 《答葉正則》 中才提及“但見士子傳誦所著書”👼🏼，但在淳熙十二年的 《寄陳同甫書》 中✹，朱熹就已有“觀其（指葉適） 議論，亦多與鄙意不同”雲雲，可見彼此思想的分歧那時雙方即已知曉。然而，當林栗彈劾朱熹時，葉適並沒有因為思想上的分歧而袖手旁觀🧏🏼‍♂️，在群臣表現出沉默狀時，他獨上封事為朱熹辯護🔀。一方面固然是為包括自己在內的一批推動儒學發展的思想者的思想學術活動力爭合法權利與生存空間，但更重要的一面卻是堅持著道學一黨的政治誌業。葉適能夠超越思想分歧而著眼於政治上的誌業，正表明了他對主觀自我的克製⛔️，反映出他士風上的理智。

第二件事則是開禧二年 （1206） 葉適在北伐問題上的語默進退。葉適宿有北伐誌願，因此韓侂胄決定北伐時🔰，“以適每有大仇未復之言重之”🦸🏽。然而葉適並沒有因為自己的夙願，以及長期以來因此而樹立的形象，無視對時勢的理性分析。針對當時的強弱之勢，葉適明確表明不同意北伐。他上書寧宗🦊，主張以備邊取代開邊，甚至為了拒絕起草北伐詔書，力辭兼任直學士院。而尤有意味的是，當他未能勸阻韓侂胄北伐，北伐發生潰敗，中外恐悚之時♟，則又毅然受命於危難之際，出任寶謨閣待製、知建康府，兼沿江製置使，用以攻為守的策略取代據江而守的被動戰術，從而為扭轉戰局立下了大功。

對於葉適在北伐問題上的立場變化，《宋史》 本傳表達了一種委婉的批評，以為“第出師之時，適能極力諫止，曉以利害禍福，則侂胄必不妄為，可免南北生靈之禍，議者不能不為之嘆息焉”。但這種批評實際上近於苛刻👩‍👦‍👦，因為韓侂胄北伐心意已決，包括葉適在內的任何人都不可能諫止。作為一個宿主恢復的士大夫，葉適能夠清醒地認識到開禧北伐是在不恰當的時候發動的一場不恰當的戰爭，而且不惜自我形象的否定，上疏陳其利害，力阻其事🚵🏼‍♀️，直至力辭直學士院以拒絕起草北伐詔書♻🛑，不僅是一種極其理智的舉措，而且實已是勉為其難的行為🏢🤾‍♀️。而當戰事既起，出現危機之時，葉適竟然能夠擱置自己在北伐問題上的看法🧸，前往一線指揮，更屬極具風險而難能之舉。如果戰敗，葉適自然是沒有好結果🧑🏿‍🦳🤰🏼，而在當時戰敗的可能性極大🦹🏿‍♂️；如果戰勝🔮，葉適似乎又表現出對韓侂胄北伐的認同，而韓侂胄執意北伐最終結局定將失敗🌻，葉適是清楚的🫴🏼。事實是🤶🏿，次年韓侂胄被誅💯🎣，禦史中丞雷孝友劾葉適附韓侂胄用兵，葉適落職，此後便退隱水心村直至去世🔨💆🏽‍♂️。

如果說，葉適為朱熹辯護🧑🏿‍⚕️，尚只反映出他對共同的政治誌業的堅持，那麽在開禧北伐上的語默進退🐲，則彰顯了他作為一個士大夫對政治責任的擔當⤵️。開禧年間，乾淳時代的老一輩基本謝世，葉適已是當時士林最具思想號召力的士大夫🧚🏽‍♂️，但是他的舉措表明，他並不受累於這樣的身份與名譽，甚至不顧個人的處境🙋🏼‍♀️，幾乎完全是根據冷靜而理智的認識，以負責的態度👴🏿，做出語默進退的選擇，有所為🟩，有所不為🚴🏿。

三、釋、老之妄與朱、陸之病

尤為難得的是💶，葉適的學風充溢著崇尚智識的理性精神。他在為陳傅良夫人張幼昭所撰的墓誌中表彰陳夫人“不信方術，不崇釋老，不畏巫鬼”，實也反映了他本人的精神旨趣🔍。宋人雅好風水👚，雖通人大儒如蘇軾、朱熹亦不免🧑🏻‍🌾，葉適卻深不以為然，即便是不得已為友人的風水著作寫序🏌🏿🔫，仍譏諷其妄。

葉適對釋老的批評🏃🏻‍♀️，集中在二氏之說“怪神虛霍🙍🏿，相與眩亂”的反理性傾向上🧑‍⚖️。葉適並不全盤否定佛學🦹🏽‍♀️。在淳熙十六年 （1189） 出任荊州，繼而轉任蘄州的兩三年中🏩，他因“無吏責，讀浮屠書盡數千卷🧏🏼‍♂️。於其義類，粗若該涉”。他對佛教的認識且待後文述論，這裏只就反理性一點略作申論。葉適認為🆚，傳入中國的佛學自有其經書☕️，固有其智識，但是學佛的中國人難以理解；胡僧幹脆棄書不用🍛🌯，以己為佛👉🏽，卻又遭到懷疑而被視為荒誕；禪風興起👩🏻‍🦳🫵🏼，始自以為宗，“蕩逸縱恣🔊💪🏻，終於不返”💅🏻💅，其結果是：

“舉以聰明為障，思慮為賊，顛錯漫汗而謂之破巢窟，頹弛放散而謂之得本心🪤，以愚求真，以粗合妙，而卒歸之於無有。”

葉適曾專門以“悟”為例更具體地指出佛老在智識論上與儒學的根本分歧🏊🏻，曰：

“昔孔子稱憤啟悱發👃🏻，舉一而返三🙀，而孟子亦言充其四端至於能保四海，往往近於今之所謂悟者。然仁必有方𓀜，道必有等👨‍🍳，未有一造而盡獲也；一造而盡獲，莊、佛氏之妄也。

余每病學佛者徒守一悟而不知悟本 🧇，或外示超俗而實墮俗紛。”

甚至可以進一步指出➜，“乾淳諸老既歿，學術之會👚，總為朱🔢、陸兩派，而水心龂龂其間”，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就在於葉適對朱、陸兩派學風上所表現出來的非智識傾向深為不滿🧑🏻‍🦯‍➡️。葉適晚年批評近世之學🙍🏻‍♀️：

“古人多識前言往行🫶🏿，謂之畜德👒。近世以心通性達為學☯️，而見聞幾廢🧖🏿‍♂️🤶🏿，為其不能畜德也。然可以畜而猶廢之🦋，狹而不充🥭，為德之病矣💁🏿‍♂️。”

宋儒的性命之學💾，究其本質，就是要確立起價值理念與倫理秩序🌥，“畜德”即其表征。葉適所堅信的是儒家傳統的思想，認為畜德的過程依賴於知識的增長📡👨🏽‍🔬，即所謂“多識前言往行”♗；而近世之學的弊病恰恰在於，或“見聞幾廢”如陸學，或“狹而不充”如朱學。

葉適甚少提及陸學，但對於陸學的出場、進路與影響🫑，卻是清楚的。他在為人撰墓誌時言及：

“初⛹️‍♀️，朱元晦、呂伯恭以道學教閩、浙士🕵🏻‍♂️；有陸子靜後出，號稱徑要簡捷❗️，諸生或立語已感動悟入矣。以故越人為其學尤眾，雨並笠，夜續燈，聚崇禮之家🈂️🪱，皆澄坐內觀🧈。”

由前文所述葉適對佛學“徒守一悟”的批評，便足可想見他對陸學的“徑要簡捷”也決不會以為然。可幸的是，我們在 《習學記言序目》中讀到了他對陸學切中要害的批評。在論及祭祀之禮時，針對“墟墓之間，未施哀於民而民哀；社稷宗廟之中🤶🏿，未施敬於民而民敬”的說法，葉適強調🏋🏻‍♀️，作為內在精神的“哀”“欽 （敬） ”與作為外在禮儀的“墟墓”“社稷宗廟”原本是統一的，哀敬存於祭祀之中🧑🏻‍🦱，祭祀的過程即是哀敬的過程，兩者間並不存在且不應該存在著一個所謂的轉進過程😊。由此，葉適轉而引出他對陸學的批評：

“余記陸氏兄弟從朱✊、呂氏於鵝湖寺，爭此甚切。其詩雲👳🏿‍♀️：“墟墓生哀宗廟欽，斯人千古最明心。大抵有基方作室，未聞無址可成岑。”噫💽！徇末以病本，而自謂知本▫️🤾🏻，不明乎德而欲議德，誤後生深矣！”

陸學誤導後生之處👨🏻‍🦽‍➡️，在葉適看來，就在於將“墟墓”“宗廟”的外在禮儀與“哀”“欽 （敬） ”的內在精神，一起系於人心之明，以“明心”為“基”與“址”🥤。這實與葉適的思想完全相反😶。葉適以為，人心之明恰恰來源於墟墓之間、社稷宗廟之中的禮儀，因為正是這個禮儀的過程培植了哀欽之德；而禮儀的實施有賴於相關的知識，因此，知識獲求不僅是行禮的保證，而且同時也培植了行禮者的德性。陸學既以明心為本，甚而以為明心即等於踐履，則有關禮儀的種種知識，不僅是次要的，甚至會產生負作用。由此👨🏻‍⚕️，葉適所秉持的畜德有賴於多識前言往行、知識培植價值的理性主義立場與陸學“見聞幾廢”的非智識傾向區別得極為分明🍩。

朱熹自然是非常重視道問學，極為關註思想理論的知識基礎，朱學何以會產生非智識的傾向尤需說明👨🏿‍⚕️。葉適有一段話是很值得玩味的💁🏽，他講🚴🏼👲🏿：

“古聖賢之微言🍶，先儒所共講也👎🏿；然皆曰“至二程而始明”🦛。凡二程所嘗講🐈‍⬛，皆曰“至是止矣”。其密承親領，遊、楊👽、尹🧙🏿♟、謝之流，而張🐏🚖、呂🧑🏽‍🔬、朱氏後時同起📂，交闡互暢👫🏻，厥義大弘💁‍♀️，無留蘊焉。竊怪數十年，士之詣門請益，歷階睹奧者🫔，提策警厲之深⛹️‍♂️，涵玩充溢之久，固宜各有論述✍🏽，自名其宗，而未聞與眾出之以扶翼其教，何哉🤴🏿？豈敬其師之所以覺我，而謙於我之所以覺人歟！”

文中雖然並舉張、呂、朱，但此文作於嘉定十一年 （1218），因此葉適所針對的主要是朱學當無疑。在這段文字中👨🏽‍⚖️，葉適表面上質疑的是朱學後人缺乏創造，但實際上所含的批評則是程朱一系棄“先儒所共講”而奉“二程所嘗講”為“始明”🪦、為“止矣”🩼。如此之結果，便是“雖爭為性命之學，然而滯痼於語言，播流於偏末😛，多茫昧影響而已”。朱熹本人固然是極為博學的人，以道問學為尊德性的基礎，但道統的偏狹卻足以使朱學產生“狹而不充”、權威取代理性的非智識傾向🧑🏼‍⚖️。

明確葉適上述的知識立場，對於研讀 《習學記言序目》 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因為葉適的這一讀書劄記並不是無針對的泛觀博覽的心得🦢，而完全是針對程朱理學，重構孔子儒學的精神，並使自己的思想接續於這一精神傳統，從而確立起永嘉學派正當性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