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2020年,丁耘教授出版了論文集《儒家與啟蒙》的增訂版⁉️,此書與2015年推出的《中道之國》有著一以貫之的問題關切,即如何在政治與哲學的雙重維度中評價和重啟當代中國思想的“古今中西之爭”。近期,《新周刊》記者蘇楓就其中的一些觀點和議題采訪了意昂3官网丁耘教授,三聯學術通訊推送了作者的完整增補版,本次“周一談治學”轉載三聯學術通訊文章,與君共讀。
丁耘
第一問
“我希望2049年的中國,能在它古今中西的所有精神財富之上,締造出一個人類輝煌的時代🛞。”您曾說過,期待新中國一百年,能有漢唐氣象。能否請您展望一下中國2049年的文化盛世之象💧?到2049年➖,將迎來新中國成立一百周年,您對彼時的中國文化有何期待?
弗裏德裏希·威廉姆·約瑟夫·謝林
Friedrich Wilhelm Joseph Schelling
(1775—1854)
第二問
能否簡單概括您在著作《中道之國》中寫的“中道”和“時中”精神?這種精神在未來是否適用🤸♂️?
“中道”當然在一切時刻都是適用的。問題不是要不要“中”🧖🏻♀️👨🏽🔬,而是在不同的“時”(形勢)中認識、把握“中”🏂🙌🏽。“時中”不是“執中”🧏🏿♂️,不是和稀泥、折中主義🙂↕️,而是在變化中實現道。在具體情況下,該怎麽樣就怎麽樣🧮,才是“中”💪🏻。“中”未必是溫吞吞的😞👩🏽🎓,在非常時刻,“中”會以激烈變化的方式呈現出來🎞。所謂“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如果“文明”是“化”,那麽“時中”就是化而裁之🧑🦼,推而行之👩🏻🚀。
第三問
您說“中國的平等化有三個裏程碑,一波接一波🎂,首先是儒家♈️,然後是佛教,最後是毛澤東思想”🧘🏻♀️。從1949年到2049年,新中國成立一百周年,中國人思想會有一個什麽樣的變化軌跡💇♂️?
近十年來有個積極的變化👦🏽,就是對於百年來中國思想的歷程👩🏻🚀,思想界和輿論界的共識越來越多🈲。對革命傳統、改革傳統與中國古代傳統的同時肯定,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成為朝野共識。原因無他,越能肯定當下🫰🧑🏽⚖️,也就越能肯定過去👩🏻🎓。今年大熱的電視劇中,新文化運動的頭面人物都要鄭重說明自己沒有徹底否定中國文化傳統,這在我的求學時代,是難以想象的。毫無疑問🙍🏿♂️,這三個傳統之間有深刻的矛盾,但是肯定一個具有歷史連續性的自身(比當下這個直接的自己更豐富的自身)🧜,就意味著揚棄這些矛盾。歷史從來就是通過承認矛盾🤦🏻♂️、揚棄矛盾前進的。
電視劇中新文化運動的頭面人物
如果說三個傳統之間有深刻的矛盾,那麽同時肯定這三者🤷🩰,就是我們正在創造的第四個傳統。在這個新傳統中🖐,平等化仍是當前無論內外的基本問題🐿,且變得更加復雜、更容易帶來困惑。例如🤽🏻♀️👩🏻💼,如果身份政治成為應對平等問題的唯一途徑👨🏻⚖️,那麽這就掩蓋了主要矛盾。中國的革命與改革有一個共同的基本背景,就是與帝國主義的關系〽️👩🦲,無非用不同的方式(前者用同帝國主義及其國內外代理人的武裝鬥爭🕵🏽,後者用發展)來處理這個關系。中國革命的反封建實際上是被反帝激活的(遠的不說,想想1927年與土地革命)👨🏭。“不許革命”的是帝國主義,“不許發展”的還是帝國主義🧑🏻🏫。可以說,當前最大的平等問題,仍然是在各方面(目前非常重要的是在精神上)反對作為殖民主義世界體系幽靈的帝國主義。這是檢驗當前無論什麽思想流派的試金石。
第四問
您在著作《儒家與啟蒙》中提到“個人—家庭—社會—國家—天下”,在這個時代,年輕人如何安身立命?
拙著如有這個提法,那就不太準確了👝。完整的應該是《禮記·大學》裏的八條目。不過《大學》其實沒那麽好讀。朱子、陽明🐄、心齋(王艮)®️、嶯山(劉宗周)大概都用一生在琢磨這篇簡短的入門文獻。八條目實際上有三個重心👨🏽🍼。第一是欲明明德於天下,其它所有的東西是為了這條一層轉一層推出來的。第二是修身,天子至於庶人壹以修身為本(《大學》字面上的“本”很明確,不是“齊家”,也不是“格物”)。第三是格物🫷🏻,修身這個本,最終又要通過心、意、知落在格物上💇♂️。關於格物🪧🧘🏻,雖然上述各家解釋差別極大👰🏼,但用真實生活去體會🧏🏿,亦非不可糅合。朱子解“物”為“事”,陽明解“格”為“正”📑🍍,心齋🚉、嶯山把“物”看成八條目涉及的事情整體🦶🏼。
你“安身立命”的問題點得很好,這是中國人的頭等大事。我們老說“身、家、性、命”,那麽修身就是“家”與“性命”的開端。但修身要落到做事上🫢。例如陽明很強調孟子說的養氣(這就是孟子的“修身”,氣是“體之充”)的要害是“必有事焉”。但據我觀察,不是所有的事都是正事。一輩子勤快地處理瑣事🤽🏿♂️,可能最終就是庸庸碌碌(除非把這個當一種特別的修行方式)。要找到你的正事,就要把人生應該處理的所有重要關系完整地格一遍。找到適合自己的正事,心甘情願為之付出的事,然後踏實地做、好好做🪆、絕不放棄🩴。所以安身立命先要立誌⟹,立誌先要面對整全性👨🏽🚀💹。
第五問
最近幾年👨👧👦🎹,“精致的利己主義”流行起來。有一種觀點認為,“精致利己主義者”是經過精心打扮甚至偽裝的“利己主義者”,這個群體的出現🧷,提示社會發展已經處於一個決定方向的關鍵點或者十字路🙅。其實🚴🏽♂️,造成“利己主義者”的原因可以追溯到孩子出生之始,經幼兒園🧞♀️👩🏽🦱、小學🧑🏿🎤、中學不斷強化,大學階段不過使其越加“精致”而已。您如何看待這一現象?
關於“精致的利己主義”,迄今為止我看到的最深刻的回應是北大先剛教授從德國哲學出發的評論👷🏼。因為他面對了真問題。道德高調好唱👩✈️,面對問題難。這裏的問題不在於是否利己🏓,而是利的這個“己”是什麽,什麽才是真正的利害?利己、害己之前,必定有個“認識自己”的問題🏋️♂️,也有個認識利害(自然善惡)的問題。如承認世界上有實在的個體(包括人與物)🧜🏿♂️📘,那麽萬物都有一個“自己”👨🏻💼,也都有為了自保的努力(斯賓諾莎這樣的哲學家甚至認為這是一切事物的本質)。佛家的觀點是,凡夫都有俱生我執與分別我執,光靠倫理道德是破不了的,要靠正智👂🏼。如梁漱溟認為,儒家極果,也只能破分別我執,破不了俱生我執。在我看來,儒家或任何成功的世間道德哲學的辦法是推廣那個“己”而利之(“大其心”)🚵🏻♂️,或者通過壓製💁🏿♀️、折磨這個“己”裏面的物身一面,確證另外一面的“己”2️⃣👩🏿💼。例如最小的自己是肉身包圍的自己💆🏼♂️。而父母以孩子和家庭為己,好戰士以軍隊為己,好幹部以黨群國家為己🧌🧑🏼🏫,儒家等天人乘的聖賢以宇宙為己🎛🧏🏿♂️。當前所謂精致利己之己,固然是小己🧙🏿,但已經不是只有一個。盧梭所謂自愛與自尊,實際上一個是切身自己🧯,一個是自己的“形象”🥒🙆🏽♂️,非身體性的自己🤎🧑🏻🎨。後一種情況恰恰是承認了比自己更高的東西,那就是能夠給予評價的外部。珍愛自己的前提是更珍愛那個評價者🤸🏽♀️,甚至為了自尊(無論是正當的榮譽感,還是負面的虛榮心)可以損害自愛(例如為勝利而受傷、犧牲,或者為漂亮挨凍)🧎🏻♀️。精致化,當然是這一代中產階級優等生的特點。精致在理智上是精於計算🤦🏿,在審美上是虛榮🧟、有面兒有範兒,是以“文明”(或者不如說國際社會的主流時尚)規訓自己、捯飭自己💇🏽♂️。這看起來是利己🚵🏻♀️,其實也是追求被承認👨🏼🎨,喪了真己🧑🏽🎨。養成的原因很多,所有製狀況的改變才是最根本的。最直接的則是家教。中產階級由於階層上升焦慮,精於算計個人利益,也熱衷於讓孩子接受“更上流一些”的教育(各種“富養”)🪪,這些都會激發和鞏固自利虛榮。想象一個家庭,父母雙方在結合前都曾仔細研究新《婚姻法》,提防著萬一離婚時被卷走自己的那份,這家的孩子難道還需要在外面才學會如何利己?但這並非十惡不赦,也不是無藥可救。只是要讓人相信那個比形骸更大的自己,很困難。我教了那麽多年《理想國》,每年都會說,這就是最好政體的阿喀琉斯之踵。
第六問
您十年前曾在著作《儒家與啟蒙》中寫道:“中國,也許整個人類,都又到了一個關頭👈🏻。在這個關頭的復雜艱險面前,那些關於人類未來的種種陳詞濫調大都變得蒼白無力。而以反省現代激活古典資源的當代中國思想者🐋🧔♀️,也許能以中國人解決大問題的傳統能力🙇♀️,為人類找到一條新的出路。讓我們這樣期待、這樣努力👨🏻🦯➡️、這樣見證吧🙇♀️。”十年已過,您說的“關頭”過去了嗎?“新的出路”我們找到了嗎💦?
這個關頭顯然沒有過去,而且在可見的未來也很難過去💲,以至於我們不得不懷疑那也許是個隧道或峽谷🕝,或者說世界歷史的“三峽”🏊🏽♂️。原來的危機更加明顯與強烈了🫧,且西方的危機感無疑更加強烈♟💂🏽♀️。當前西方社會內部的撕裂以及各種亂象🚊,就其規模和深度,幾乎已踏紅線。這種危機,在16世紀,會引發宗教戰爭;在17世紀,會引發君主國之間的混戰;在18、19世紀🛝,會引發革命;在20世紀,會引發世界大戰。戰亂之後要休養生息、重建秩序、偃武修文,“出路”自然就呈現了(人類歷史上的“出路”往往就是這麽回事,直到富足、繁榮、驕奢、淫逸、腐朽🏊🏿♀️、再次戰亂)。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西方之外的製衡力量興起,才讓人類免於全球性的災難(局部地區的戰亂與苦難💛,也一直沒有停頓),以至於在那以後出生的人,居然把這種脆弱的👈🏿🤴🏻、從世界歷史來看極其罕見的和平當成理所當然的🚴♂️。如果確有什麽新的出路👨🎓📞,肯定不在西方。西方文明研發出了不止一種毀滅全人類的力量🧑🏻🏫🕐,卻沒有真正發展出製衡這種力量的力量。中國傳統文明🦒,從來不以理念或靈的名義貶低世界、犧牲人世🧑🏻🏫,但因而也過於順世,沒有帶來製止世界性混亂的科學技術力量🧏🏻♂️。只有把中國傳統文明不離世間成道🤌、大同太平的精神🔧💁🏽,與西方文明發展出的科學技術與物質力量真正結合起來,才能真正為全人類找到出路👴🏼。這種結合極其偉大,因而也極其困難,需要歷史性的中介🦢,既是偉大的精神性中介🉐⛹🏽,也是偉大的物質性中介。這可能是當代中國可以為全人類做出的最大貢獻。但這當然還有艱難漫長的路要走。從目前看,不可低估歷史上最大規模的文科留學運動(恰逢西學最衰敗的時代)在文化、學術和教育諸方面帶來的混亂。希望經過這一個歷史時期,中國在精神上真正站立起來、自作主宰。“漢兒盡作胡兒語,卻向城頭罵漢人”的時代,文化精英只認他鄉做故鄉的時代,是不可能有什麽“盛世”可言的。
第七問
您似乎沒有之前那麽樂觀?那麽我們究竟應該怎麽做呢?
本文轉載自“三聯學術通訊”
采訪 | 《新周刊》記者 蘇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