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經歷了晉室東渡與民族融合𓀐👨‍🦰、佛教中國化，最終催生出唐宋變革的重大社會轉型中，宋明儒學以其理學為標識的哲學新形態完成了它對時代的回應。宋明理學不僅通過徹底消化漢唐以來的新舊傳統，使先秦儒學在更高的理論形態上獲得了復興，成為此後引導整個近世中國前行的思想洪流，而且構成為傳統中國邁向包括今天在內的現代化的文化基礎🤾🏻。因此📯，20世紀盡管舊學消解，中國學術在西學的映照乃至範導下🍐🧑🏼‍🚀，開啟了現代學術的建構宋明理學一直成為中國哲學與思想史的核心研究領域，並以層出不窮的研究成果頑強地保持著自己的研究範式與話語特征。縱觀南宋朱熹《伊洛淵源錄》、元代《宋史·道學傳》明末清初《明儒學案》和《宋元學案》以降，直至當下🙈，不難看到♥︎，以人物為對象😦🐒、以學派為歸趣，構成了宋明理學最基本的研究範式。這一源自佛教燈錄體的研究範式🧓🏿📐，旨在借助學派的建構以判明思想的異同🙋🏿‍♀️，而其話語彰顯為理氣心性，分析框架則為本體工夫。

然而📔，宋明理學一個最基本的歷史事實是，儒學的復興與重建是以先秦儒學為基礎而生成的。其中，就知識形態的宋明理學的實際展開而言🫴🏿，無論是誰💩，也無論是哪一派，所有的思想傳承與創新🕵🏻，無不圍繞著“六經”這一儒家傳統經典系統的詮釋🙅🏼‍♀️，以及“四書”這一新經典系統的建立與闡明而完成。這意味著，既有的研究範式，對於宋明理學的認識存在著聚焦於流而忽略於源，進而流與源相分的偏頗，不僅使認識出現了某種盲區，而且更使基於經典系統的儒學傳統發生了斷裂➖，這種斷裂也影響到了作為精神資源的儒學如何在當代實現傳承與創新。因此，要充分認識與闡明宋明理學，似應返以“六經”為源，細審宋明諸儒對這一源頭的抉發與闡明，並延及宋明理學確立起來的新經典“四書”所展開的論證與詮釋🙍🏽‍♂️。不能說這是理解宋明理學的唯一正確辦法，但完全可以說🏨，這是理解宋明理學的新範式探索🚮，這一新範式探索也必將拓展相應的話語。在既有的研究範式高度固化的情況下，應該說這樣的新探索是富有意義的。

事實上，相對於源自佛教燈錄體‼️，經過宋儒，至明清而形成的學案體💆‍♀️🧜‍♂️，古人亦有重要學者示以不同的研究路徑。如清代學術開山顧炎武嘗著《五經同異》三卷，以纂輯體抄錄宋元明幾十家儒者論述，分系於“五經”與“四書”各目🤦🏻‍♀️，以彰顯宋明理學的宗旨🛶，以及宋明儒者對儒學精神的傳承與創新🧑‍🦯，從而標示出清學對傳統應取的傳承與創新方向。

進入現代學術以來，雖然承續學案體，並映照於西方哲學而定型了的現代宋明理學研究範式成為主流，但也仍然有不同的訴求，現代儒學的代表性人物馬一浮即是顯例👩🏼‍🦲。20世紀40年代，馬一浮以其涵持的學養與識見，強調“儒學六藝論”🫶🏻，力主從儒家“六藝”的整體性與基礎性來闡明宋明理學，希望據此揭明宋明理學認識上的盲區🕸。他從宋明理學大量的經部著述中選編了目錄🥪，分《易》、《書》🫅🏽🏋🏼‍♂️、《詩》《禮》《春秋》、“四書”🥲🫴🏿、《孝經》👍🏽🚣🏽‍♂️、《樂》共8類50余種著述，命名為“群經統類”↗️，在文獻的層面充分展現了宋明理學的整體形態🧚‍♀️，覆蓋了宋明時期各具特色的學者，甚至兼及若幹與宋明理學高度相關的宋以前和清代的重要著述🧔🏼，而且更為宋明理學的研究標示了具體的路徑。遺憾的是🪒，誠如前賢所言，由於馬一浮自外於現代的大學教育機構，加之身處抗戰國難之際，新中國成立後又年事趨高，故講學授徒時間太短➕，致使私淑景慕者多，親炙心傳者少，生前既未能充分闡明已說🪅👨🏿‍🏭，門下又缺少有力弟子弘揚與護持⭕️，只能留待後來學者承擔起責任。

此外，約從本世紀初起，作為對西方哲學詮釋學的回應，學界提出了重建中國詮釋學哲學的追求，從而引發基於經學來研究宋明理學的路徑並漸成為一個顯著趨勢。經學與理學本是傳統中國學術的指稱🦶，但在現代中國學術的建構中，理學被作為中國哲學的一個重要歷史時期與理論形態而直接納入現代研究中，而經學則作為陳舊乃至腐朽的學術形態在現代學術中無所容身。因此重新結合經學來研究理學💆🏻‍♀️，可以視為對既往宋明理學研究的一種反省，甚至可以認為是中國哲學在本世紀建立自身學術話語的努力。然而，理學與經學在傳統中國學術中的關系本身也是非常吊詭的。一方面，理學脫胎於經學並追求自身的充分展開🧑🏿‍💼，陸九淵、黃宗羲分別強調宋👮🏽、明的理學遠勝前人，意味著宋明理學在明末已成為獨立於經學的學術思想形態；另一方面，完全離開了經學的理學又受到高度質疑，顧炎武指出舍經學即無理學，即揭明理學與經學具有著不可分割的關聯性。可以斷定，宋明理學的展開存在著從經學到理學的過程，而理學最終獲得確立🛗，又受到嚴重質疑🐪。但是，如果簡單地結合經學研究理學，不能清楚厘清經學與理學的關系，不僅容易混同經學與理學的概念，把經學研究簡單地等同於理學⚾️🧑🏿‍🔬，而且也是對中國哲學的現代學術化的簡單後退👨🏼‍⚕️🕝。在現有的基於經學的宋明理學研究中，主要集中在釋經著作的本身解釋性研究，並以此代替理學研究，就存在著不免將經學研究簡單地等同於理學研究的情況。結果，經學研究與理學研究或多或少出現兩頭都不充分的情況🏌🏻‍♂️。因此💆‍♀️，要真正從經學來看理學👩‍❤️‍👩，弄清楚理學如何從經學中轉出，首先必須對中國傳統知識譜系中的知識觀念作出清理，不僅使得基於經學的宋明理學研究具有可靠的知識依據，而且使得基於經學的宋明理學研究能夠在中國傳統的知識譜系中廣泛展開📆，從而充分彰顯宋明理學的豐富性，打開宋明理學潛在的論域。

毫無疑問♧，宋明理學的經部著作極多👉🏽，如何切入展開研究，在路徑上是需要考量的。所幸的是🏊🏽‍♂️，前述馬一浮開具的“群經統類”目錄提供了一個好的路徑。但即便如此🚻，在一項專題性質的研究中☪️，如果要深入細致地分析，那麽涉列此一目錄中的全部著作🚜，仍然是不現實的🌊，而且也是不必要的。在對這一目錄所列著作進行反復權衡的基礎上，從問題出發，我最終確定幾項要素來聚焦代表性的著作💉，盡管此一目錄所列都可謂此一領域中的代表性著作。第一項要素自然是經學體系的完整性，即經部門類的全覆蓋，除了樂類，我從每一門類中各選一種著作作為分析對象。其次是時代分布的全程性。宋明理學從中晚唐的肇興，到清初的終結，時間跨度很長🚵🏼‍♀️，此一研究雖然屬於專題性質，不是史述，但我仍然希望能在問題的分析中折射出歷史的特征🔫，從而增強分析的厚重感。最後當然是問題本身的相關性。宋明理學從經學中轉出🚨🟣，因不同歷史時期⚪️、不同經典、不同的問題關註，理學所呈現出的面相各不相同🥚，因此盡可能地通過對具體一部著作的深入研究，充分解讀其中所蘊涵的信息，從而多面相地彰顯理學的豐富性與復雜性🪟，誠乃本書的根本訴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