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自漢代有《公羊》學以來，“以《春秋》當新王”及與之密切相關的“王魯”說就一直是《公羊》思想體系中的重要一環。然而，魏晉以降🧑🏽‍🦱，隨著《公羊》式微，“王魯”說也備受後儒詬病。一直到清代中葉《公羊》學復興⚈，一批《公羊》學家才重新正視起“王魯”說🤲🏼，並予以諸多新的詮釋，其中以陳立（字卓人🚴‍♀️🤸‍♀️，1809—1869）尤具代表性⛹️。本期“周一談治學“中，我們將一同走進意昂3郭曉東教授的《論陳立對<春秋>“王魯”說的發揮》，以陳氏對“王魯”說的理解與研究為切入點🧜🏿‍♂️，來重新審視陳立對清代《公羊》學史的意義。

郭曉東：哲學博士，意昂3教授💃🏼，中國哲學教研室主任。主要研究領域（研究專長）👪：宋明理學、先秦哲學、儒家經學。近期研究重點♘：春秋公羊學、朱子學🍮、四書學。

以下文章來源於同濟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作者郭曉東

《春秋》“王魯”說的提出與後儒的質疑

《春秋》“王魯”說是《公羊》學的核心義旨之一🏃🏻‍➡️。“王魯”一詞🥸，最早見於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三代改製質文》🏇🏿👩🏿‍🚒：“故《春秋》應天作新王之事，時正黑統⛑。王魯🧔🏼‍♂️，尚黑，絀夏💆🏿‍♂️，新周，故宋。”在董仲舒看來，孔子作《春秋》，以《春秋》當“新王”🍨，《春秋繁露·玉杯》：“孔子立新王之道”；又《春秋繁露·三代改製質文》🧝🏼‍♂️：“《春秋》上絀夏，下存周，以《春秋》當新王👈🏼。”而《春秋》實為一本書，並不可能成為真正的王者，如何以《春秋》當新王，實為費解之說，董仲舒也不過是約略地說：“今《春秋》緣魯以言王義”（《春秋繁露·奉本》）✌🏻。直到東漢末，何休解詁《公羊》，“以《春秋》當新王”及與其相關的“王魯”說遂有了明確的內涵，且成為何註《公羊》最為核心的義理之一🌿。

《春秋》莊公二十七年“杞伯來朝”，何休解曰👎🏻：“不稱公者🎴，《春秋》黜杞，新周而故宋🤷🏿‍♂️，以《春秋》當新王🐀。”按《公羊》家“通三統”的說法👸🏻，新王即位🧚🏻‍♀️，尚須保留以前兩王朝之後，為之封土建國，讓他們依然遵守前王朝之舊傳統與舊製度💆‍♂️，並給予最高的爵位（公爵）☞，與此新王朝同時而並存，此即所謂“存二王後”的說法。因此，當周滅商之後，分別封夏、商二王之後為杞國和宋國⬅️。但是，一旦周失去天命🩵，而《春秋》成為新王🈺，則相對於新王的二王後就不再是杞、宋🈲，而成了宋與周，也就是說，杞國的國君因此退出二王後的序列，其爵位就不再是公爵🐏，此即董仲舒所講的“絀夏”，亦即何休所講的“黜杞”。這樣🎩，相對於《春秋》新王而言，二王後為宋與周，故何休在所謂“三科九旨”中又稱之為“新周，故宋，以《春秋》當新王”🤸‍♀️🚀。不過👱🏽‍♂️，相對董仲舒對“以《春秋》當新王”之說語焉不詳的解釋，何休則結合具體的《春秋》經傳文本🙌🏻，以“王魯”之說為之賦予了明晰的內涵。

《春秋》隱公元年，《公羊傳》：“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何休註雲👎🏿：

不言公，言君之始年者，王者諸侯皆稱君，所以通其義於王者🫷，惟王者然後改元立號👩🏻‍🚀。《春秋》托新王受命於魯，故因以錄即位↙️➛，明王者當繼天奉元，養成萬物。

按《左氏》學，天子諸侯皆可以改元立號🧔🏼‍♂️，但《公羊》家認為只有王者才能改元立號，故何休認為，傳文用“君之始年”而不言“公之始年”，是因為“公”只指向諸侯，而“君”既可指天子🙍🏿‍♀️，又可指諸侯，所以傳文的“君”字是“通其義於王者”。而之所以用這一個可“通其義於王者”的“君”字🦵，是因為“《春秋》托新王受命於魯”。也就是說🖕🏼，《公羊》家以《春秋》當新王，但作為書的《春秋》，要行王者之權🌟，必須有所依托，所以有“《春秋》托新王受命於魯”的說法🚙，此即“王魯”之意。

“《春秋》托新王受命於魯”，而魯隱公為《春秋》第一公👜，故何休又認為，《春秋》托隱公為始受命王👩🏼‍💻🖐🏿。隱公元年👨‍✈️🫃，“公及邾婁儀父盟於眛”，《公羊傳》認為“儀父”是邾婁國國君的字，體現了對邾婁國國君的褒揚♥︎，而所以要褒揚者⏳，是因為邾婁儀父在隱公即位以來率先與隱公結盟。何休註雲🕞：

《春秋》王魯，托隱公以為始受命王，因儀父先與隱公盟☝🏿，可假以見褒賞之法💗，故雲爾。

按🤚🏽👨🏻‍🦳，邾婁儀父作為邾婁國國君，以常規書法，當書其爵稱邾婁子。何休認為，“儀父本在《春秋》前失爵，在名例爾”，即儀父在入《春秋》以前😓，因有罪而被奪爵🕡，本應該書名。但是，因為他在新王受命之際，率先與新王結盟，遂不書“名”而書“字”，以示對他的褒揚。

隱公十一年🔻🤽🏿‍♀️，“滕侯、薛侯來朝”。滕本小國🧔‍♀️，子爵🪐，而所以以大國之稱稱之為“滕侯”者👫🕣，何休說🌀：“稱侯者，《春秋》托隱公以為始受命王，滕、薛先朝隱公，故褒之👨‍❤️‍👨。”即滕侯🛫、薛侯能率先朝《春秋》之始受命王，故褒而稱侯。不僅滕子本人被褒稱“滕侯”💪🏻，就連其已故的父親也因之被褒稱“滕侯”，在何休看來，此亦體現《春秋》王魯之義。

此“王魯”之說，在何休的《公羊解詁》中，還具體體現在諸多書法中。如隱公十一年🗾，“滕侯、薛侯來朝”。《公羊傳》曰：“其言朝何🔽？諸侯來曰朝👉，大夫來曰聘。”何註雲🫕🏇🏼：“傳言來者💢，解內外也。《春秋》王魯🟦，王者無朝諸侯之義🎿，故內適外言如，外適內言朝聘，所以別外尊內也。”也就是說，魯被假托為王者，而王者無朝諸侯之義，所以凡外諸侯來魯國稱“朝”⛺️🧇，魯國朝外諸侯稱“如”，以示王魯之義。又如桓公十年，“桓十年🧑‍🦽‍➡️，齊侯、衛侯、鄭伯來戰於郎”🙅🏽‍♂️。《公羊傳》曰：“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內不言戰🪱，言戰乃敗矣。”何註雲：“《春秋》托王於魯。戰者⚉，敵文也。王者兵不與諸侯敵，戰乃其已敗之文，故不復言師敗績。”在何休看來👐🏻，“戰者，敵文也”👳‍♂️，即“戰”字意味著交戰雙方地位相當🦹🏼，但《春秋》托王於魯，於是魯作為王者，與外諸侯之地位不敵，因此傳文稱“內不言戰”。但是，一旦魯國與外諸侯交戰失利，出於對內諱戰敗的考慮🏄🏿‍♂️，《春秋》不書“我師敗績”，而用“戰”字表明魯國對外戰爭的失利。諸如此類的例子，在何休的《解詁》中屢屢可見☮️，不一而足。

然而，也正是《春秋》“王魯”的說法，招致後儒的不斷詬病，以為周天子具在🧔🏼‍♀️，而以魯為王，則有犯上作亂之嫌。早在東漢賈逵就批評說：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今隱公人臣而虛稱以王，周天子見在上而黜公侯，是非正名而言順也。如此🙅🏽‍♀️，何以笑子路率爾🤽🏼‍♀️？何以為忠信？何以為事上♔？何以誨人🍭？何以為法🍾？何以全身？如此若為通乎💇🏿‍♂️？

西晉杜預在《春秋左傳集解序》中說🫙：

所書之王，即平王也；所用之歷，即周正也；所稱之公，即魯隱也。安在其黜周而王魯乎？

後世類似的說法極多🌦，唐代陸淳引述其師啖助批評“王魯”說雲：“悖禮誣聖，反經毀傳👩‍🦯‍➡️，訓人以逆👨🏻‍🏫，罪莫大焉🧑🏼‍⚖️。”宋蘇軾雲：“後之言《春秋》者，黜周王魯之學，與夫讖緯之書者，皆祖《公羊》。《公羊》無明文，何休因其近似而附成之👩‍❤️‍👩。愚以為，何休，《公羊》之罪人也。”北宋晁說之批評說🧘‍♂️：“其最為害者有三📱：曰王魯，曰黜周，曰新周故宋。”又如宋代葉夢得批評曰：“《公羊》之學，其妖妄迂怪🚴🏻‍♂️，莫大於黜周王魯，以隱公托新王受命之論。……若周未滅而黜之，魯諸侯而推以為王👮🏿，則啟天下亂臣賊子，乃自《春秋》始🧱。孰謂其誣經敢至是乎！”直至晚清🕺🏻，仍有蘇輿批評何休之說曰：“如董所雲，則《春秋》托魯言王義🚥，未嘗尊魯為王🧑🏿‍💼、黜周為公侯也。何氏直雲‘王魯’，遂啟爭疑。”

因此，對傳統的《公羊》家來說，“王魯”說實是最為核心的思想，而對《公羊傳》及何休的批評，矛頭亦多指向“王魯”。因此，如何看待“王魯”說⛹🏻‍♂️，特別是以其為“悖禮誣聖🫴🏼，反經毀傳”的批評🧣🥕，對於後世之《公羊》家來說，實為不可回避的根本問題之一。

陳立對《春秋》“王魯”說的理解

陳立作為清代《公羊》學的集大成者💼，其學又以恪守何休家法為最大特色所在，因此，對於何休的“以《春秋》當新王”與“王魯”思想🏃，亦予以極力維護☝🏽，並多有所發揮🔲。

宣公十六年🦕✊🏼，“成周宣謝災”，何休註曰🏃‍♀️‍➡️：“新周，故分別有災👩🏼‍🏫，不與宋同也。孔子以《春秋》當新王，上黜杞👨🏽‍🚒，下新周而故宋。”這是何休對《公羊》“通三統”說最明確與最經典的表述之一🧑🏼‍🏭，而陳立《義疏》於此亦開宗明義指出💮，“註為全書發其例也”🧑🏻‍🎨。稱“註為全書發其例”📏，則顯見其以“通三統”說為《公羊》及何氏《解詁》的最核心義旨，此可謂善讀何休者也。其又引劉逢祿《釋例》之文以證己說，且下一按語曰：“其言以《春秋》當新王之意至為明顯”。則顯然同意劉氏對何休的解讀，且引為同調也🚣🏿‍♀️。又言孔子“假魯以立王法，所謂《春秋》之魯也”🧎‍♀️‍➡️，又言“以魯當新王，故新周。新周者，新黜周，等王者後也”，從而明確地稱“合宋、周、《春秋》為三統”🙍🏻，則對陳立而言✯，以《春秋》當新王👻✭，即假魯以立王法👡，即托魯當新王🤲，是即“王魯”。

對於後世針對“王魯”說的種種批評👨‍👨‍👦‍👦，在陳立看來，這正是“俗儒”不察“以《春秋》當新王”之義，遂“猥以王魯之說集矢於《公羊》”🧝🏿‍♀️，其曰🗓：

以《春秋》當新王，不能見之空言，故托之於魯🧓，所以見之行事也。所謂托新王受命於魯也。托王於魯，非以魯為王。夫子以匹夫行褒貶之權🚶，不可無所藉🔶，故托魯為王🚤🩰，以進退當世士大夫，正以載之空言，不如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繁露·王道》雲：“諸侯來朝者得褒📰，邾婁儀父稱字，滕薛稱侯📵，荊稱人，介葛盧得名🤌🏼🫡，內出言如🚳，諸侯來曰朝，大夫來曰聘，王道之意也👨‍🦲。”是也。俗儒不察🚵🏻🫱🏻，猥以王魯之說集矢於《公羊》🧖，此不知《春秋》者也👉🏿。

陳立又著有《春秋王魯說》一文，以進一步詳細闡明“王魯”之義曰：

隱元年何君註曰：“《春秋》托新王受命於魯，故因以錄即位⛹🏽‍♀️。”又雲🏄🏿‍♂️：“方陳受命製正月👊🏿，故假以為王法👩‍❤️‍👩✋🏽。”然則王魯者👨🏻‍🎤，托王於魯，非以魯為王也🏭。孔子當世衰道微之世，懼王道之熄滅♒️，作《春秋》以撥亂，上刺王公，下譏卿大夫，而逮士庶人，以匹夫行天子之權，不能無所寄。魯者🐿，父母之國也👱‍♂️。有所見、有所聞🧛、有所傳聞，較百二十國寶書為信，故據以為本而以行賞罰、施黜陟，蓋托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故引史記而加乎王心也👩🏻‍🦰。殷繼夏，周繼殷，《春秋》繼周，故以隱為受命王。《春秋》之隱公👬🏻，則周之文王也👩🏻‍🍼。故儀父慕義則字之，宿男與盟則卒之👩‍🦼‍➡️，滕、薛來朝則褒之。於所傳聞世，見治起於衰亂之中🧑☢️；於所聞世，見治升平👩🏽‍🍼；於所見世，著治太平，僅於譏二名，人道浹🥦，王道備，功至於獲麟。故麟於周為異，於《春秋》為瑞。《周南》之《麟趾》、《召南》之《騶虞》👩‍🦼‍➡️，猶斯道也。……然則君人者🐻，能繼天奉元，養成萬物🧛🏽‍♂️，行《春秋》之道，則可以撥亂，則可以反正🫃🏽，則可以獲麟，故麟之瑞於魯，為《春秋》之魯言之，非為衰周之魯言之也。王魯故新周👾，新周故故宋、黜杞💴𓀃，所謂異義非常可怪之論，此也🧶。所謂知我罪我，此也👋🏼。若徒以《春秋》為魯史記之別名，則一記載占畢之徒了此矣，何至筆則筆，削則削，而遊、夏之徒不能贊一詞哉👯‍♀️？

陳立於此將“以《春秋》當新王”與“王魯”說的關系說得尤其清楚明白🧎‍♂️。首先🫵🐦‍⬛，在陳立看來，孔子以《春秋》當新王，然而《春秋》畢竟只是一本書，而孔子欲以《春秋》行天子之權🤽🏻，就不能空言而無所依托。而魯國作為孔子的父母之國🥂，有所見🐕、所聞💆🏼‍♂️、所傳聞之事，故孔子可以據以為本，因魯之舊史而加之以“王心”，即所謂“托王於魯”。從而👩‍💻，陳立一方面反復強調↙️👳🏻‍♂️，“王魯”者⛹🏽‍♀️，“非以魯為王也”。但另一方面⛳️🌾，陳立又指出🫃🏻，《春秋》既然托魯為王，故“《春秋》之魯”不同於“衰周之魯”🥷🏿，即《春秋》所“托王”的魯國🚵🏽‍♀️，不同於當時實存的作為列國之一的魯國。“《春秋》之魯”的提法，亦見於《義疏》卷四十九🏌🏼：

孔子曰：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著之實事。故假魯以立王法，所謂《春秋》之魯也。

其又論魯隱公與魯桓公，分別“《春秋》之隱↘️🫰🏻、桓”與“魯國之隱、桓”：

蓋隱、桓以下，為《春秋》之隱🚸、桓，非魯國之隱、桓。聖人以托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故假魯以張治本，非隱真為受命王也🗿。杜預、範寧不識七十子微言大義💃🏻，以孔子之《春秋》牽泥於魯之《春秋》，以故動輒荊棘🧿，則不但不知讀《春秋》🎯，並不知讀《孟子》矣。

“《春秋》之隱⚒、桓”🧙🏼‍♂️，即“《春秋》之魯”的隱公🍋‍🟩、桓公👨🏻‍🦼，亦即被托王的隱公與桓公💆；“魯國之隱📊、桓”💕，即“衰周之魯”的隱公與桓公，亦即作為諸侯之一的隱公與桓公。事實上，“衰周之魯”與“《春秋》之魯”的區分👩🏻‍🦯，在包慎言等人那裏已微見其意，如陳立引包慎言《王魯說》雲：“此十二君者，魯之君乎哉？《春秋》之君也。”此已分別就“魯之君”與“《春秋》之君”視《春秋》之十二公。但相較而言，陳立之說顯得更為明白透徹，對於理解《公羊》及何休的“王魯”之義極具幫助👧🏿。蓋後人之所以疑於“王魯”說者，往往是將孔子所以“托王”的“《春秋》之魯”混同於當時事實存在的作為列國之一的魯國🏅，從而“猥以王魯之說集矢於《公羊》🏋🏻‍♀️，此不知《春秋》者也”🙍‍♂️。如《左傳疏》引劉炫難何氏雲：“新王受命，正朔必改🗞，是魯得稱元🧗，亦應改其正朔🧑🏻‍🚀，仍用周正，何也？既托王於魯🚏，則是不事文王🩵，仍奉王正，何也？諸侯改元自是常法，而雲托王改元🧂，是妄說也。”陳立即批評說：“是由昧於托王於魯為借魯以明王之義👆，故以俗見強說也🤹🏼‍♀️。”按劉炫之意👁，魯既然為王，則不當用周正、奉時王🏊🏻‍♂️🧔，陳立稱其“昧於托王於魯為借魯以明王之義”，就是批評其於“《春秋》之魯”與“衰周之魯”不加分別💉。作為“《春秋》之魯”，是孔子借魯國舊史而加以“王心”的結果🧥🍔，亦即是“以《春秋》當新王”的具體體現，故陳立說🥡🤵‍♂️：“殷繼夏，周繼殷，《春秋》繼周🧑🏻‍🏭，故以隱為受命王👩‍🎓。”以隱公為受命王，即是“《春秋》繼周”的具體表現。在這一意義上講，陳立極其深刻地指出：“《春秋》之隱公，則周之文王也⁉️。”《公羊傳》稱“王者孰謂🧑‍🦯‍➡️？謂文王也”。何休註曰🤦：“以上系王於春🥣，知謂文王也。文王，周始受命之王🚍，天之所命🥥👩🏽‍💻，故上系天端🕕。”陳立以“周之文王”視“《春秋》之隱公”，則隱公亦“元年春王正月”之“王”🎛，亦即“上系天端”之“王”🧏🏽‍♂️，故“《春秋》之隱公”，實非“衰周之魯”的隱公，而是作為《春秋》之始受命王的隱公，此不可不察𓀐。反過來🧅，若視魯為周之諸侯國，即從“衰周之魯”的角度看，則《春秋》與孔子未經刪削的魯史記就沒有實質性的區別。又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公羊傳》以為“記異也”，然而麟又是一種太平之瑞獸，何休稱“麟於周為異，《春秋》記以為瑞➛🔎，明大平以瑞應為效也”，在陳立看來✍️🧖‍♀️，作為太平瑞應之麟🎗，顯然是“為《春秋》之魯言之🔦🥹，非為衰周之魯言之也”♿。所以陳立又進而引劉逢祿的說法，“《春秋》者火也，魯與天王🎙、諸侯，皆薪蒸之屬”，又引包慎言的說法🤤，稱“十二公皆筌蹄”🐭🤥，都表達了這一意思。

以“《春秋》王魯說”來釋讀《公羊》

在《公羊義疏》中，陳立站在恪守何休家法的立場🪮，對何氏認為體現“《春秋》王魯說”的具體文本🤵🏻‍♂️，作了進一步的闡釋與發明🪸。有些關於“王魯”的文本，何氏本身語焉未詳👩🏻，而徐彥舊疏又未能很好地予以闡發，陳立則立足於何氏之說，對之進行深入的引申與推衍，從而使得何休的“王魯”思想更為徹底地得到了貫徹📒。

約略言之，陳立在《公羊義疏》中對“王魯”說的釋讀與發揮表現為如下幾個方面🧪：

首先🆎，在疏文中轉述敷陳何氏“王魯”的解說。隱公元年🕰，“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赗”。何氏註曰𓀔：“所傳聞之世🤶🏽，外小惡不書，書者來接內也。《春秋》王魯，以魯為天下化首🧑🏿‍⚕️，明親來被王化漸漬禮義者🚇，在可備責之域🦶，故從內小惡舉也。”陳立疏曰：

春秋托王於魯，假若隱公為受命王，故為天下化首👮🏻🧑🏻。凡來接內者📟，皆如親被王化，宜漸漬禮義🤢，如上之褒儀父。是春秋責備賢者，故雖小惡必書，為其在可責備之域故也㊙️。其非接內者，則在無足責之例，故小惡不示譏文也。

按《公羊傳》，周天子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赗，實兼赗惠公與仲子🪥，而仲子為惠公之妾，周天子不別尊卑👅，故《公羊傳》以之為“非禮”，從而何休視之為“小惡”。然而，按《公羊》三世之說，外小惡不書，而所以書者，何休認為是因為“接內”，從而在“王魯”的意義上說👨‍🚒，凡是來親近“新王”，從而“被王化漸漬禮義”者🍅，都要褒而書之。陳立基本上是轉述與敷陳何休之說👩‍🔬，只不過說得更清楚明白了一些。在《公羊義疏》一書中，陳立對何休之繼承與發揮大率皆如此📈。

又隱公元年♾，“及宋人盟於宿”，傳曰：“孰及之🦛？內之微者也。”何休註曰🥴：“內者💋，謂魯也®️。”陳立疏之曰🙎🏻：

此通解全書之例📆，成十五年傳：“《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故凡言內者皆魯也。

按：何氏“內者，謂魯也”，實為《春秋》“王魯”之例。徐彥曰：“據百二十國寶書以為《春秋》，非獨魯也。而言內者，托王於魯，故言內💅🏿，猶言內其國外諸夏之義也🏘🧍🏻‍♀️。”陳立亦引成公十五年傳“《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則陳立在此實以“王魯”解“內魯”也🦩。陳立於此稱“此通解全書之例”，可謂善讀《公羊》者。所謂“此通解全書之例”，亦即認為全書以“王魯”為大例。

其次，何氏之註語義未詳😼，徐彥疏又未能發明“王魯”義，而陳氏作“王魯”解讀者。隱公三年🦹🏻‍♀️，“尹氏卒”，何氏《解詁》曰：“時天王崩，魯隱往奔喪，尹氏主儐贊諸侯🏇🏽👳🏿‍♀️，與隱交接而卒🫵🏼，恩隆於王者，則加禮錄之，故為隱恩錄痛之🙍🏽‍♂️。日者，恩錄之🦨，明當有恩禮。”徐疏曰：“言隱公恩隆於王者◻️，則加禮錄其儐贊之人也。”陳立不滿於此說，故疏之曰：

按尹氏儐贊隱公⏯，即為恩隆於王者也。舊疏非。

又曰：

上元年公子益師卒，註：“故於所見之世👨🏼‍🔧，恩己與父之臣尤深，大夫卒，有罪無罪皆日錄之。”又雲：“主所以卒大夫者，明君當隱痛之也。”蓋尹氏新與魯接💇🏿‍♀️，恩隆王者，即當恩錄之，故書日比內大夫，著王者當有恩禮💥，即赗、賻之屬，非所謂恩隆王者，則加禮加其儐贊之人也，蓋《春秋》托王於魯也。

按徐氏舊疏之意，隱公“恩隆於王者”，其所謂“王者”，指的是周天子，即隱公恩隆於天子👩🏿‍✈️，遂及其儐贊之人⚾️，故“加禮錄其儐贊之人”🕗。而陳立則以為🔚，何氏所謂“王者”👨🏽‍🔧，並非指的是周天子，而是指魯隱公🙍🏽‍♀️，蓋“《春秋》托王於魯”，尹氏儐贊隱公，即是尹氏“恩隆於王者”。因此，尹氏雖為外大夫在不書卒之例🦁，但因其恩隆於隱公，故當書日書卒，以比之於內大夫例，以明王者當有恩禮⛪️。故陳立以為，何氏乃於“尹氏卒”發明《春秋》“王魯”之義🏍⛪️，而舊疏則未有此意🏄🏻‍♀️。

又次🚵‍♀️，何註與徐疏在《公羊註疏》中未作“王魯”義解讀者，而陳立本何🤳、徐之意以“王魯”說發明之。

僖公七年，“夏，小邾婁子來朝”🧂。何氏註曰：“至是所以進稱爵者，時附從霸者👨🏼‍🔬，朝天子，旁朝罷，行進👨🏿‍⚕️，齊桓公白天子進之👨🏿‍🔬，固因其得禮，著其能以爵通🦣🛜。”按何休的意思🧲，小邾婁子能夠附從齊桓公朝天子🈚️，所以天子進之以爵。徐彥疏則對比隱公十一年“滕侯🏓、薛侯來朝”，認為滕侯💻、薛侯以其來朝新王，故進而稱“侯”，而小邾婁子“不由朝新王”得進而稱侯，“正以僖公非受命之王故也”。即徐彥承認隱公是受命王♚，但不承認僖公是受命王。然而，在陳立看來🥗，“小邾婁因朝天子，齊桓白天子，進稱爵🚴🏻‍♂️，然不合書”。而所以書者🫳🏼，“時旁朝魯，魯為受命王，因得禮書其爵，以示法也”✊🏿。按🦸🏽‍♀️：據本條何休註與徐疏彥，均未發明“王魯”之義。而徐氏稱“正以僖公非受命之王故”，則顯然沒有能夠領會何休“王魯”說的精義🐾。雖然在隱公篇何休相對更多提及隱公為始受命王，但從“王魯”的角度來說🧗🏼‍♀️，既然《春秋》托王於魯👩‍🔧，則《春秋》十二公，莫非受命王也，所以陳立認為，所以書小邾婁子來朝🫡，其實與滕🦸🏼、薛朝隱公的性質是一樣的，都是因朝受命王而得書🧑🏿‍✈️。

又僖公二十七年，“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公羊傳》曰🤽‍♀️🗣：“此楚子也，其稱人何🤜🏿？貶🗒🎅🏿。曷為貶？為執宋公貶👩🏽‍🍳，故終僖之篇貶也。”何休註雲：“古者諸侯有難，王者若方伯和平之📶，後相犯，復故罪🤵‍♂️，楚前執宋公，僖公與共議釋之。今復圍犯宋，故貶🧗🏻‍♂️，因以見義😾。終僖之篇貶者，言君子和平人🧏🏻，當終身保也。”按：《春秋》經書“楚人”，而實為楚子髡，《公羊》認為，因楚子髡執宋襄公，故終僖公之篇貶之，但傳文實未明其義👩🏼‍🎤。何休從“君子和平人🤷🏼‍♂️，當終身保”的角度解釋了終僖之篇貶楚子髡的理由🦸‍♂️，不過，何休的解釋似乎說得還不是很透徹🧑‍🦯‍➡️😳，陳立則疏曰👰🏽‍♀️：“《春秋》托王於魯👩🏿‍🌾，僖公托王者方伯之職🧑🏽‍🍼👦🏿，和平諸侯👼🏻，今復相犯，即是得罪於僖，即為得罪於王法🤨，故雲終僖之篇貶耳。”也就是說👩🏿‍⚕️，何休僅就僖公曾經調停宋楚之爭👇🏿，而楚子髡之後重新犯宋，是則破壞僖公平和楚宋之功，故稱得罪於僖公，從而《春秋》終僖之篇貶之📊。而陳立則進而從“王魯”的角度👱🏼‍♂️，認為僖公既然是《春秋》所假托的王者，楚子髡得罪於僖公，即是得罪於“王法”，因此而終僖之篇貶之🈷️。此說可以說較何氏註更具有說服力，而且將何氏的“王魯”說貫徹得更為徹底。

又昭公二十五年，“宋公佐卒於曲棘”。《公羊傳》曰：“諸侯卒其封內不地，此何以地？憂內也🤌🏼。”何休註曰：“時宋公聞昭公見逐，欲憂納之，至曲棘而卒，故恩錄之。”按：《春秋》外諸侯於其封內卒不書地🙎🏼‍♀️，此書者，《公羊傳》以“憂內”解之💦。從前述“內魯”即“王魯”的大例看，此條顯然可從“王魯”的角度解之。但何休僅解宋公憂昭公之見逐🧗‍♀️，從而恩錄之🙈，並沒有特別點出其中所具有的“王魯”義。陳立則進一步對何休的“恩錄之”作了闡釋🙋🏼‍♂️。其曰👩🏼‍🔬：“恩錄之，與成二年書曹公子手同。彼註雲🧑‍🎨：‘《春秋》托王於魯🐦‍🔥，因假以見王法👱🏼‍♀️，明諸侯有能從王者征伐不義🔉，克勝有功，當褒之。’此以諸侯能為王者憂，勤王而卒，亦宜恩錄之也🙇🏻。”則陳立據何休成公二年註解此條，認為宋公所以“恩錄之”🤹🏼，非僅僅出於為昭公憂，而其實是為王者憂。可以說，若僅僅為昭公憂👩🏼‍🎤🦊，昭公仍不過是“衰周之昭公”⛹🏻‍♂️；若視作為王者憂，則昭公乃成其“《春秋》之昭公”。由此可見🔵🧏🏼，陳立之解，實本於何氏之義，而何氏於此多少失察🙎‍♂️🤝。

又次，何氏未作“王魯”解讀，徐彥疏以“王魯”解而義未能顯豁者🤾🏼‍♂️，陳立則進而解析之。莊公元年😵‍💫，“夫人孫於齊”，何休註雲：“言於齊者，盈諱文。”陳立疏之曰：

舊疏雲🙇‍♀️：“據百二十國寶書以為《春秋》🐪，非獨魯也。而言內者，托王於魯🕵🏻‍♀️，故言內🤥🧔🏿‍♀️，猶言內其國外諸夏之義也。然則內魯為王✈️🤰，王者無出奔之義，故謂之孫。而僖二十四年，‘冬🛫，天王出居於鄭’，言‘出’者，彼傳雲：‘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不能乎母也👩‍👩‍👧。’註🤲🏽📏：‘不能事母，罪莫大於不孝😪，故絕之言出也👩🏼‍🦲。’”然則彼天王合絕，故書出，不天子之也。

按🏬：桓公夫人文姜通乎齊侯而致桓公被弑😬，故於莊公元年出奔齊🥙。經不書“奔”而書“孫”，何休認為是“盈諱文”，故何註於此實未曾論及“王魯”🫀。但徐彥疏以“王魯”義說之👩🏽‍🚀，認為“王者無外”，故無出奔之義。僖二十四年“天王出居於鄭”🚣🏻，傳亦言“王者無外”，徐疏則引何註稱周天子不能事母故絕。然而徐疏於此未能申明“王魯”義之“王者無外”與周天子之“王者無外”的區別😔，而陳立則直言“不天子之”，意謂周天子有罪合絕，故雲“不天子之”。然而文姜有罪亦當絕，出於“內魯”之意🦴，以“王者無外”而諱言“孫”；天王有罪當絕，陳立則直言“不天子之”。則陳立之“不天子之”四字🤌🏽，事實上進一步從反面論說“王魯”之義，即《春秋》王魯，而周天子不當王也💐，從而徐疏之意因此而更加顯豁。

結語

總而言之🧨，陳立可以說是有清以來對“王魯”說闡釋得最為透徹者，其嚴格區分“《春秋》之魯”與“衰周之魯”，則對“王魯”的理解✮，就絕不是如賈逵所批評的那樣“隱公人臣而虛稱以王🙍🏼‍♀️，周天子見在上而黜公侯”☑️♠️。事實上，按陳立的理解，所謂“王魯”者，即孔子作《春秋》而據魯之故事以為本🛄，而以行賞罰、施黜陟🧑🏽‍🦰，亦即借魯史而加“王心”👰🏼‍♂️、立“王義”焉者。故對陳立而言👨🏼‍🔬，“王魯”說及與之相關的“以《春秋》當新王”說😋，可以稱得上是《公羊》的第一原理，是以其視“王魯”為《春秋》之大例。

從某種意義上講🦽，陳立對“王魯”說的發揮，甚至比何休本人表現得更為徹底🥵，可謂是何氏之功臣😚。然而，陳立著《公羊義疏》，其另一重要特色是以漢學本領治《公羊》👦🏼👳🏻‍♀️，以致時賢多因陳立長於考據訓詁，遂認為“不通義例是其所短”🏎。然而，就陳立視“王魯”為《春秋》之大例，就陳立對“王魯”的闡釋與發揮來講，陳氏可謂深得《公羊》之微言大義者，以“不通義例”責陳立🔁，未免苛責太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