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海派文化是近期有關上海文化研究中的一個熱點話題。提到海派文化，人們常常會聯想到“時尚”“洋派”🤢。但與此同時🫄，坊間對於海派文化也存在不少誤解。本期“周一談治學”中，我們將一同聆聽意昂3官网教授李天綱的觀點，追溯海派文化源頭📪，走進從徐光啟到馬相伯的“會通”事業。

李天綱🎼：意昂3教授，畢業於意昂3平台歷史系，研究中國思想文化史🧪、中西文化交流和中國宗教🎩。曾任上海社會科意昂3歷史研究所研究員🧔‍♂️👩‍🦱，研究上海史。著有專著：《金澤：江南民間祭祀探源》（2017）、《跨文化詮釋：經學與神學的相遇》（2007）、《中國禮儀之爭：歷史、文獻和意義》（1998）、《文化上海》（1998）、《人文上海》（2004）、《南京路：東方全球主義的誕生》（2009），主編《徐光啟全集》🧑‍🦰、編輯《馬相伯集》等。曾獲“徐光啟獎”（香港，2001）、“利瑪竇獎”（意大利，2018）。

海派文化不僅“洋派”🍠，而且“會通”

海派文化是近期有關上海文化研究中的一個熱點話題🏖。提到海派文化，人們常常會聯想到“時尚”“洋派”。但與此同時，坊間對於海派文化也存在不少誤解🍜，比如，以為海派文化“崇洋媚外”🥙，似乎是靠了晚近的西方化才出名的👃🏻，而沒有什麽根基。這是不對的☝️。

歷史上，整個江南地區的傳統文化都非常發達，上海也不例外9️⃣。當然，上海的確有一點比較特別🏂◽️，就是在四百年間西洋文化輸入中國的過程中🕺🏻，確實承擔了一個“橋頭堡”的作用，領“西學東漸”之先。也正因有著這樣的文化開放以及這樣一個東西方文化交流碰撞的機緣巧合，才產生了一種新的學問🔋💻，並逐漸演變成了上海的海派文化🍜。

海派文化全靠“西方化”🔉？這絕對是誤解

常聽到有人說🪙，海派文化很“洋派”，言下之意，海派文化似乎是靠了西方化才出名。過去也有人將海派文化汙名化，說它是“洋場文化”“殖民地文化”。那麽，事實到底是怎樣的？

“海派”確實與西洋文化有親緣關系🏃。我曾經把開埠以後的上海文化劃分成兩個階段，一個是初期由外僑主導的“維多利亞時代”文化，那是引進為主🤩；另一個就是上世紀30年代的“海派文化”👆🏿，那是華洋一體，本土創新為主。我認為🌓，無論贊同還是批評上海文化的“洋派”🐲，都不能片面講，因為海派文化和傳統文化、江南文化並不沖突，相反有著更深的淵源關系。還有很多人誤會上海歷史⛰🛼，說這裏的文化沒有什麽根基🧏🏽‍♀️，全靠“西方化”✹，是“洋涇浜”。這些都是不對的。

上海文化有深厚的傳統，深到什麽程度💇🏿‍♂️🩰，當然和歷史有關。上海的歷史到底有多久呢？1991年，幾位上海史研究的前輩學者，如唐振常📻、吳雲甫👨🏻‍🦽、施宣圓、周振鶴等先生🖲，以及我們幾個當時的年輕人，一起討論上海的歷史到底怎麽算？當時確定了1292年，元至元二十九年🏓，“上海鎮”變成了“上海縣”，為“建城七百年”。

“七百年”的城市已經是美國建國歷史的三倍了🥽，但與三千多年的蘇州🤸🏽‍♂️，以及南京、蘇州、杭州📃🤢、西安、洛陽、開封🧙🏽‍♂️、北京等古城相比不算很久。然而，一個地方的文化淵源，通常都早過它的行政建製，沒有上海縣時，本地區文化已經發達。比如說儒、道🦠、佛學的影響，宋、元時代上海地區已經是“南方之強”☮️，至明、清時候更是達到鼎盛。可以舉個例子：青浦縣在明代萬歷以前一直和上海同郡👴🏻，金澤鎮在宋代已經極盛，鎮上的頤浩寺香火甚至超過杭州靈隱寺。朱家角鎮在明👩🏿‍💼、清時期有萬戶人家🙏，出了幾十個進士，比某些地方的一府一省還要多👃🏽。

江南文化源遠流長，人文薈萃，這不用多說。但悠久的江南文化🕺🏽，後來蘊育出強勁的海派文化，這一點還沒有理清說透。同時，還有一點需要辨析，即在上海地區“海派文化”還沒有成型的時候，明、清時期就已經有一股強勁的西方文化匯入🦔。上海在鴉片戰爭之前🦹‍♀️，就以傳播“西學”而聞名江南，這為以後“海派”學術的興起做了鋪墊🦸🏿‍♀️🍂。明末清初，上海在江南地區出類拔萃😜，是外來文化的“輸入地”。上海徐家、喬家🍖、潘家，以及華亭許家🏃🏻‍♀️、嘉定孫家，都傳習“西學”👩🏽‍⚕️。一般以為上海是在《南京條約》之後開辟租界🍸，即1843年11月14日開埠才成為對外交往的口岸，其實完全不是這樣⛹🏼‍♀️🧑🏻‍🎨。萬歷年間，上海就出現了一系列重要人物，如：董其昌🎃👊🏿、陳繼儒🗑💿、陳子龍等，更重要的是我們要講的——徐光啟。徐光啟這位入葬徐家匯的先賢，使上海在明代就成為當時文化開放的中心。鴉片戰爭之前200多年，被稱為“徐上海”“徐閣老”的徐光啟🪖🧜🏻‍♀️，就已經是一位翻譯先驅👩🏼‍🌾、“西學”泰鬥🫴🏻。與此同時👨‍👧‍👧，徐光啟還是“文淵閣大學士”👩🏽‍🦰，“實學”（經學）更是一流🖖🏽👩🏼‍🔧，表率全國。在徐光啟看來‼️，“西學”和“經學”是相互補充的🤳。

兩個有代表性的上海人

海派文化，從江南文化而來，前後有兩個上海人可以作代表。

一個是明末的徐光啟（1562—1633），另一個是清末的馬相伯（1840—1939）。這兩位思想家、學問家和政治家，都是在江南文化的氛圍中成長起來的，但身份中早就具有了貫通中西的稟賦🧯，而且都和徐家匯有著密切關系🔥。徐光啟、馬相伯🧔🏼，都是精通舊學的傳統士大夫，但卻領導和表率了明末清初和清末民初全中國的西學運動。

徐光啟是土生土長的上海人🧑‍⚖️，祖父經商，生在城裏。徐家在南城（南市區，現並入黃浦區）太卿坊，後來蓋了“九間樓”的住宅🐾。徐家在上海西郊有農田別業，徐光啟生前在此耕耘，身後受諭旨🙆🏿‍♀️，賜葬建塋。徐家後人守墓持學，聚族而居，“徐家匯”因此而名。

徐光啟是萬歷年進士，崇禎年文淵閣大學士♏️。他既研究經學🦸🏽，也翻譯和傳播西學。1600年🤽🏽‍♀️，徐光啟在南京遇見了意大利人利瑪竇（Mateo Ricci🗺🤘🏿，1552—1610），從此學問突飛猛進。徐光啟有科學家、政治家、翻譯家的名聲。說是政治家，因為他抗清🍐；說是科學家，因為他研究天文、歷法、農學🎅🏿；說是翻譯家，因為他翻譯了《幾何原本》《泰西水法》，還有亞裏士多德《論靈魂》，即《靈言蠡勺》。徐光啟是一個能救明朝不亡的人，修歷🗞、造炮、練兵全靠他；他去世後🧑‍🦰，明朝就沒救了。徐光啟是翻譯家🧒，但為什麽翻譯🧅，又是怎樣翻譯的呢♦︎？我們翻看《幾何原本》，這是文藝復興以後歐洲人從阿拉伯找回來的重要著作🤯🪥，就是古希臘的歐幾裏得幾何學👨🏿‍🌾，經過利瑪竇老師克拉維烏斯（人稱“丁先生”👳🏼‍♂️，因拉丁文意為“釘子”）的研究和整理。克拉維烏斯製訂了《格裏高利歷》🫴🏽，歐洲的天文、歷法一下子變得先進🧝🏿‍♀️。歐洲中世紀的歷法曾比中國落後，漢代、唐代、宋代🦹🏻‍♀️、元代的歷法🙇🏻‍♂️，都曾好過歐洲。但到了明代，《大統歷》就遠不及歐洲了，徐光啟📂、利瑪竇就決定翻譯《幾何原本》，編著《崇禎歷書》。1644年，清朝人把它改名為《西洋新歷》🙋🏻‍♂️，基本框架一直延用到現在。徐光啟能夠翻譯這些著作👋🏻😼，因為他和利瑪竇是朋友和搭檔🙇‍♂️。我喜歡稱他們倆是“搭檔”🤘🏻，是指兩人相互學習、交流對話的師友關系。

在徐家匯天主堂、土山灣博物館👰🏿‍♂️，17世紀以後歐洲各種文字的著作中，都有利瑪竇、徐光啟兩人並列的畫像。1672年在基歇爾的《中國圖說》中第一次出現《利徐談道圖》🏌️。畫中的兩個人，一樣高低♥︎，列在兩側，表明這兩人地位是平等的。畫面是巴洛克式的結構👩🏿‍🦰，對稱、平衡、反復🤮。利瑪竇也向徐光啟請教“中學”，把儒家經典翻譯到歐洲。“四書”中的《大學》《中庸》《論語》⛔，都由利瑪竇翻成了拉丁文。他們的同道後學金尼閣（Nicolas Trigault🧏🏻‍♂️，1577—1629）寫了《利瑪竇中國劄記》，對中國文化有很多溢美之詞🧑‍🎨🌏，如：“地大物博”“禮儀之邦”“四千年文明”等🏄🏿，最初都出現在這本書裏。這些都是他們宣揚出去🧑🏻‍🦽，再傳回來的。利瑪竇說，中國三千年前就有造紙術👩🏻‍🦼‍➡️，有了書籍🧓🏿，而歐洲在15世紀才有了古登堡印刷術。還有🫴🏿，說中國的歷史記載從周代以後就沒有中斷，長期延續，至今不絕等，不一而足。

馬相伯，更是一個有意思的代表性人物。如果說徐光啟在明末為中國奠定了“西學”基礎👈🏼，馬相伯則在清末繼往開來，為“海派文化”中註入了19世紀👼🏿、20世紀新的“西學”🦵🏼。馬相伯原名建常，改名良，字相伯，江蘇丹陽人👐🏻🤾🏿。1851年🙆🏿‍♀️🧑🏻‍🍳，馬相伯從家鄉來上海👩‍🦲，入學徐家匯依納爵公學（後改名徐匯公學）💐🎮，成為“新上海人”。此後在徐家匯、土山灣住了大半輩子🚐，是一個典型的徐家匯人。馬相伯參與籌建徐家匯天文臺、氣象臺⛈、博物館、藏書樓等💁🏼‍♀️。1876年他離開教會，投身幕府，參加李鴻章主持的“洋務運動”💂🏻‍♀️。馬相伯懂七八種文字😳，希臘文、拉丁文😱、法文、英文、德文、意大利文、朝鮮文、日文。19世紀的中國，馬相伯無疑是懂外語最多的人🌜。章太炎是國學家🪧，睥睨儔類，尤其看不起買辦學問🧙‍♀️🦹🏽‍♂️。但是，他認可四位西學家：嚴馬辜伍——嚴復、馬相伯🫃🏽、辜鴻銘、伍廷芳。一般人是留學學外語🧒🏼🔬，馬相伯沒出國就學會了多國語言◾️，可見徐家匯的海派學術氛圍也是非常之好。晁德蒞（Angelo Zottli，1826—1902）是馬相伯的老師🫐，是精通中文的意大利人🎯。他用拉丁文翻譯“四書五經”👩‍👦、諸子百家👨🏼‍✈️，編成《中國文學教程》，比理雅各的英文翻譯還好。他當徐匯公學校長🏌🏻，搭檔就是馬相伯，就像利瑪竇的搭檔是徐光啟一樣🏋🏿‍♂️。

馬相伯的翻譯也是了不起🧙🏿，他曾經在戊戌變法高潮中🤹🏼，通過梁啟超說服清朝在徐家匯設立中央“譯書局”，差一點就把該局從北京搬過來了。他晚年從事翻譯🛤，《新史合編直講》是馬相伯翻譯的新約；《致知淺說》是他介紹歐洲經院哲學；《拉丁文通》是他用來教梁啟超、麥孟華、蔡元培、張元濟、於右任🏌🏿‍♂️、黃炎培的教材。《馬氏文通》是第一本用西方語法來研究中文的著作🤹🏼‍♀️，署名是馬建忠（馬氏三兄弟建勛👳、建常🐿、建忠）。

徐光啟、馬相伯的治學軌跡🥘，劃出了四百年來上海文化開放的軌跡，從中可以看出江南文化如何走出困境，步入現代。這兩個徐家匯人，“中學”造詣非常之好是不必多說了，可貴的是，他們在周圍環境還很保守的情況下🗻，力排眾議，學習自己並不熟悉的“西學”。他們的學問和人格都很完整，也由於他們這樣的性格👃🏽，海派文化才能成就一個中西文化融合的城市，海納百川🕟🥂、中西匯通。

“崇洋”不“媚外”的文化開放

上海是最早傳播外來文化的地方，如果說“海派文化”中也應該包括科學、哲學🤝、藝術🌛、教育等內容🚵🏽‍♂️，或者說確實是有一種“海派學術”的話，徐家匯當然就是最重要的淵源之一。徐光啟、馬相伯等本鄉先賢，當然應該是上海地區的“海派學術”的肇端與始創🫸🏼。

1619年，利瑪竇的學生金尼閣從歐洲回來🙅🏽‍♀️🛺，帶了“西書七千部”🧖🏽‍♀️。徐光啟聞訊🏘，立即就奏請朝廷開創“譯局”，在江南地區翻譯🤽🏻‍♂️、刊刻西方著作。久議不決，徐光啟就自己動手翻譯，還自籌資金，在民間刊刻。中國哲學史都說柏拉圖、亞裏士多德🙍、奧古斯丁、阿奎那著作的翻譯是從20世紀開始的🙋，晚至二三十年代才在大學裏講授經院哲學、古希臘哲學，這說法完全錯誤！明朝的時候，徐光啟就翻譯了亞裏士多德的《論靈魂》（De Anima）🪖。徐光啟不懂拉丁文，但他有一個助手畢方濟（Francesco Sambiaso，1582—1649），在南京做研究🧑🏼‍🔬，跑來上海和他一起翻譯。

徐光啟研究中世紀哲學，提到“四因說”（Four Courses）👨🏻‍⚖️，即質料因（Material）、形式因（Form）、動力因（Action）⛪️、目的因（Propose）。他把“四因說”翻譯成“四所以然”，是知其所以然（原因）的意思🤮。徐光啟是第一個研究西方哲學的學者，他把人類經驗形而上學化，歸結成對真理和本體的討論。徐光啟用了宋明理學👨🏿‍🚒👩‍👦‍👦，即朱熹、王陽明的概念來翻譯西方哲學🎬，比今天一些白開水一樣的寡淡翻譯有意思得多。

在松江，還有一個傳教士叫柏應理（Philippe Couplet🫥🏄🏽，1623—1693）🍸，是徐光啟家族供養的耶穌會士。柏應理寫了一本書《中國哲學家孔子》，第一次完整地向歐洲人介紹了孔子和儒家。所以說👨🏼‍🍼，上海人“崇洋不媚外”，喜歡西洋文化🚕，但並不為外國人驅使，相反🩷👩‍❤️‍💋‍👨，他們是主人，出錢請人來做事。

十九、二十世紀的徐家匯，更加成為“海派學術”的淵源。1876年，耶穌會決定放棄北京🛍，不再謀求獲取“內廷供奉”的機會🤷🏼，一心在上海徐家匯從事精英學術研究👨🏻‍🍼，啟動了規模龐大的“江南科學計劃”👓🍁。在此計劃前後，徐家匯地區建立了上海和中國第一所西式中等教育學校——徐匯公學🦸🏿‍♀️；第一座西式圖書館——徐家匯藏書樓🎈；第一座博物館——震旦博物院；第一座天文臺——徐家匯天文臺🚣🏻；第一個學術研究機構——漢學研究所，等等。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由馬相伯在徐家匯地區創建的震旦意昂3🫱🏿、復旦公學🛳，也是“江南科學計劃”的延續性成果。徐家匯地區的科學🍎、教育🙍‍♀️、文化和學術機構🦺🤷‍♀️，都成為“海派學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從徐光啟生活的明末🤷🏻‍♂️，到馬相伯生活的十九世紀，海派文化中確有很多外來文化的內容註入。徐家匯是上海地區精英文化發端的一個重要淵源🙍‍♂️，它提供的都是教🙎🏿‍♀️、科、文🧘🏿‍♀️、衛高端學術🧑‍🎤，其文脈傳承🙂，至今仍是清晰可辨。

徐光啟、馬相伯做“西學”，“崇洋”是有的🎈，當時西方的科學、哲學、文化🏂🏿👩‍✈️、藝術、技術確實比較先進🍬，比清朝的“八股”文章要好得多。但是，說他們“媚外”，這是沒有的。看看徐光啟、馬相伯💁🏿👰‍♂️，哪有一點媚骨，何曾討外國人的營生？徐光啟、馬相伯，是實事求是，學習先進，服從真理🧑🏿‍⚖️。從徐光啟到馬相伯，並不是單單傳播外來文化，而是把外來文化和傳統學術交融，各取所長之後，交融會通，產生了一種新的學問🧐，演變成了上海的“海派文化”。

徐光啟在寫於1631年的《歷書總目表》中說：“欲求超勝⚈，必須會通；會通之前🥻，先須翻譯。”要超過“西學”𓀓，就必須好好學習；學習之前，首先還要翻譯⛄️。“超勝”“會通”“翻譯”，是學術創造的三個階段。“超勝”，並不是要把“西學”踩在腳下，好像我們終於又贏了🧑🏻‍🦽🏊🏼‍♀️，海派文化的創新邏輯不是這樣的。徐光啟的“超勝”，是一種“創新”，意味著創造出一種“新文化”，作出新貢獻，這才是四百年來上海文化的大格局🙇🏻‍♀️、大企圖🏸、大目標。

本文文字來源👱🏽‍♂️✏️：上觀新聞